心歸何處作文

我身邊曾有同學拿人生同數學題作比，藉以盡述爲人之困苦，我對此報以苦笑，且不論解題的變數遠不及世務，也不講題目的答案不及人生變幻，只說人生若走過歲月閱盡滄桑而只爲最後諸如數學答案的結果，實在滑天下之大稽。

這恐怕也是庫克等人所心繫的問題；人活着，究竟是爲了什麼，若說一個人受功利思潮之影響而物化得不能自已，連價值觀與同情心等心靈的歸屬都無處可尋，那是否還有活着的意義呢？顯然沒有。

而事實上，探求個人之歸屬於當代中國尤爲突顯。

中國走過五千餘年的歷史，在血汗中，華夏子民把自己安放在森嚴的等級中，從小國寡民阡陌不聞到神州一統；從列陣獫狁北鑄長城到天朝上國萬邦恭敬，中國人的生產力在發展，皇權在加強，而思想則逐漸從百家爭鳴漸至儒表法裏。完了嗎？沒有。近代中國的屈辱每個人都歷歷在目，而在變革中，中國人脫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歸宿，結束了自：“我”左爲兵戈右作禾穗的時光。

可隨後呢？救亡的號角在讓中國全盤接受了西方科技之同時，也讓中國傳統的“忠義”轉變爲了“適者生存”，這也是中國功利主義，利己主義之開端。在共和國時代初期尚有集體主義略作個人歸屬的代替，可時至今日，當共和國已然走過了一甲子有餘，集體主義浪潮退散，對利益物質的追求卻有潛隱而將迸發之勢，當我們回過神來想再找尋一番寄託心靈之所，卻發現當年被奉作“正統”的儒家思想早已不復，身化孤魂野鬼。

我們中國人正逐漸變得像計算機一樣思考：當我們在探討碎片化閱讀時會將時刻劃動手機屏幕與古人在沐浴焚採買香之後拜讀聖賢詩書來相提並論；當我們在時會把視線首先投向網絡而當年結伴出行與店鋪夥計談天說地的時光遙不可及；當我們更善於用朋友圈或“搖一搖”來擴大自己的社交圈而忘卻了交友應察言觀色的經驗，我便能看到我們中國人歸屬的缺失，以上行徑與其講是我們越發懶惰，不如說是我們已然太過重視了效率，而把我們本應秉持的人情與恭敬拋諸腦後。

有人也許會說：當下諸多文人墨客借文曲之便已然對功利之心發起了衝擊，緣何心憂？我認爲是時確有大把舞文弄墨者將其矛頭直指物化，可是他們中又有幾個能爲人供以歸屬之前路呢？於我眼中，他們的作品大都抨擊着周遭之不堪而有忘乎所以漸成“憤青”之勢，也許其中的一些更只爲跟風造勢、博人眼球而作，即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把作者心中所悟表達出來，有對人性、情感的發掘，在追名逐利滾滾洪流之前也不過螳臂當車，只能予人一時之感慨，竟無予人歸屬的能力。

若問心歸何處，我到有着佳釀愈久愈醇的想法，便時常將目光投向中國傳統之思想文化，考慮到共和國承平日久，當有欣欣向榮之勢，道家之無爲自不可取，法家的“勢”“術”又與時不謀，於是我們便不必如陶潛一般“歸去來兮”，也不必向荀子那樣堅信“人性本惡”，我們所應做的許是銘一句“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之道是古代中國爲人行事的最高標準，可在儒家漸有復甦勢頭之際，《中庸》卻很少有人提及，“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傳統中國有那麼些許“人生來有命，在家國天下中找到自處的位置便好”的意思，而放在今天的中國，皇權已失，門閥式微至極，這句話也許便是確定個人歸屬的司南。

世界與時代的大背景是愈發發展的，只有發掘了自我所長便有可能在世界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而在天地之中秉持人性，不爲時勢所侵染，不爲外物所役使，方有可能使自身人價值得以體現而不斷滋長，這便是我眼中“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於當代中國之解釋。

這自然不是我一人之觀點，西歐社會的宗教改革即是破除迷惘，把實現個人價值作爲新教教義，在古代中國也有陽明心學與經世致用等思想來藉以佐證，事實上，當今中國人之“核心價值觀”的出發點亦是萬變不離其宗，大有賦予個人全心歸屬的考量，而“大衆創業，萬衆創新”與“工匠精神”並駕齊驅也闡明瞭上位者對效率與心性的並重，如若“核心價值觀”爲人躬身踐行而非只是嘴邊叨擾，亦是可使華夏大地之精神爲之振奮的。不久前關於人工智能的探討因圍棋的人機對決而重燃衆興，我在想擔心人將爲人工智能所代替的憂慮大可不必，其實人們打造出人工智能在大體不過是爲了提高行事效率而已，不論如何精益求精，即是爲它們挨個兒裝上了人臉也不過是一介工具，而有此擔憂者顯然以將人性於人本身之重要地位棄之而不顧了，這恐怕也是物化的另一種體現吧。

心歸何處，心歸何處，或許唯有持心方可過問心安與否，對歸屬的找尋永遠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我自知本文將泯滅與歷史，卻仍想借以大聲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