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精選6篇）作文

篇一：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

龍交人和他們的文化園

早在前幾年，人們一提起龍交，就會說起棋盤山、旺龍寨和龍交文化園。那會兒這三張名片已經是龍交的三個標籤。

第一次參觀文化園，是在2017年“槐花節”過後隨市作協的作家們去棋盤山採風返回途中順道而去的。去之前，文友們都說，不過是一個鄉里建的文化園，估計沒有多少看頭，因爲行程中有安排，不去也不好。沒想到，當時安排了半小時參觀時間，可一個小時過去了，大家還是忙着拍照、詢問、觀賞，沒有人願意走。鄉政府竈上準備好了便飯，打電話催了好幾回，參觀的人才陸陸續續走出來。那天，一行人愣是把中午飯延遲到下午四點半。僅以一鄉之力打造的文化園以規模之大、展品之多，檔次之高，震撼了所有參觀的縣內外文友們。

前幾天再進文化園，是隨本縣文學羣文友們一同去採風的。我們有寬裕的時間看展品聽講解。注入新鮮血液的文化園，以它的清雅、廣博、厚重，再一次震撼了同去的文友們。

說起建館初衷，永東書記打開了話匣子。2013年3月8日，他走馬上任龍交鄉黨委書記，同年5月，他和登亮鄉長一同登上石樓屋脊棋盤山。登高望遠，棋盤山秀麗的自然景觀、大馬坪徜徉的羣牛駿馬、“黃雲聳秀”的秀美景色、還有諸多神話傳說深深震撼了他。龍交鄉是個山高地陡，道路崎嶇的貧困鄉，而且位處深山毫無區位優勢，如果依託棋盤山風景區，開發旅遊資源不正是龍交經濟起飛的一大抓手嗎？可轉念一想，覺得僅靠此項產業支撐全鄉整體脫貧似乎還有些勢單力薄。

永東書記是唐朝名將郭子儀56代後人，他們兄弟三人在文化這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被石樓人稱爲“郭氏三傑”。老大永紅是目前國內小有名氣的書法家，老三永升辦的“石樓檔案”公衆號受到各界人士的關注和好評。所以他骨子裏就帶着一種文化氣息，從上任那天起，他就思謀着要在龍交幹一件很文化的大事情。一線工作多年的經驗告訴他：實幹，既是工作作風，也是工作方法，摒棄形式主義，腳踏實地，才能給老百姓交一份滿意的答卷，才能從根本上完成全面脫貧的歷史重任。

那究竟從何抓起呢，經過反覆調研，他認爲，興產業、強基礎，強化硬實力固然重要。但扶貧應先扶志，強化文化軟實力更需先行。於是他決定先籌建一個民俗文化展館，從思想上煥發人們不甘落後，奮勇創業的精神意志。

13年到15年，他用兩年的時間策劃、收集、歸類，做了很多籌備工作。2015年，“反腐倡廉”進入關鍵階段，當時紀檢委也着力推進石樓縣的廉政工作，並把龍交當成一個工作點。這項工作激活永東書記敏銳的意識，他緊緊抓住這一契機，從廉政文化入手，把廉政文化主題納入了龍交文化園之中，使全園以“廉石”爲核心，圍繞中央、省、市、縣廉政建設要求，從廉政傳承、紅色傳承、民俗文化、教育衛生、旅遊品牌等主題入手建館。使各種正能量在這裏實現了空前的契合與凝聚。

2015年10月15日，縣裏舉辦的“廉政現場會”在龍交文化園廉政館內舉行，縣委領導及各界人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更堅定了他做大做強龍交文化建設的信心和決心

龍交歷史悠久，人文資源豐富，其民俗的發展與變遷見證了其鮮明的地方特色。尤其近幾年，舊村改造，老窯洞翻新拆建，許多老物件扔了毀了實在可惜，再不保存就再也沒有了。建民俗館能更好的傳承傳統文化，保護非遺文化，挖掘民俗文化。他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年輕後輩們瞭解傳統文化，並自覺的加入到保護、傳承傳統文化的行列中。於是同年11月，民俗館建成。館內設置社交禮儀、紅色記憶、鄉村記憶、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學習用品六個展區，四千多件藏品。通過圖片與實物結合，讓參觀者在這裏觸摸到農耕文化的發展與變遷，也讓後輩子孫感受到歷史與現代的強烈反差。

2016年又增建了教育館、中醫藥館、德馨館、藝術館。2017年12月，又建起龍交精神館。

說到建龍交精神館，永東書記深有感慨。他自上任以來，喜歡走村串戶，瞭解民情。每到一處，總是見不少村民“靠着牆角曬太陽，等着別人送小康”。要整鄉脫貧，就必須以“龍交精神”來激發羣衆的熱情和幹勁。經反覆推敲總結，他們把龍交精神歸納爲：”敢爲人先，大氣仗義，崇羣同心，實幹善成”這十六個字。2017年年底，文化園內廉政館的部分展品也移至龍交精神館展出。精神館的建成，更加鼓舞激勵了龍交人的幹勁和鬥志，他們上下齊心，精誠團結，爲龍交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支撐。

龍交文化園規模宏大、展品數量衆多，着實震撼了所有去參觀過的人。而讓人沒想到的是這麼多展品竟完全來自衆籌，其中不乏感人的故事。

民俗館內有一件極爲珍貴的展品：第一套人民幣和民國時期的紙幣。這件展品的所有者是當時龍交信用社的一個工作人員，他得知永東書記建起文化園，就把自己珍藏的這一套錢幣拿了過來，可是這套錢幣實在價格太高，永東書記不敢接受，最後達成協議：錢幣在館內展出，但所有權還歸原主人所有。

文友羨慕顏回是一個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鍾的人，酷愛收藏。他收藏了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幾乎當時市面上所有的香菸盒四百多件，其中還有不少未開包裝的整盒香菸。2017年，去參觀過文化園之後，一直想把自己的珍藏捐給文化園，這個心願終於在今年二月份完成。

最讓永東書記感動的是，民俗館內三千多件展品，大到古舊傢俱，小到生產生活用品、文革掛鏡，都是淳樸的龍交鄉的羣衆們無償捐贈，鄉政府沒有花過一分錢。還有一些展品是在外工作的龍交人聽到龍交建起了自己文化園，也紛紛加入了捐贈展品的行列。現就職于山西省高速部門，老家在德義河的馮小云，把自己珍藏的精美根雕和奇石捐了出來，以表示他對家鄉的熱愛和對文化園的支持。永東書記說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要說最費功夫和精力，還要數中醫藥館了。永東書記說他在2013年剛上任去棋盤山時，正好碰上縣衛生局的閆保平帶領衛生局的工作人員在棋盤山進行中藥材普查，他當時還沒想起要建中醫藥材館，只是覺得肯定能用上，就委託閆保平同志把所採的藥材給他一份。後來建起文化園以後，他覺得中醫藥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一，應該挖掘和傳承下去。於是，他就把採來的中藥材標本進行裝框保存，陳列到中醫館內。有一次，藥材公司經理呼振國前來參觀，深受感染，就問永東書記，需要他爲中醫館做點什麼？這就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每一件中藥材標本下面用小瓶瓶包裝的實物中藥材。

永東書記說，現在在龍交無償捐贈已經成爲一種常態，成爲龍交人引以爲傲的一種奉獻精神並且這種態勢有增無減，從剛開始的黨員幹部帶頭捐贈到現在羣衆主動捐贈。藝術館的所有的書法、繪畫、剪紙作品都是他的親戚朋友們免費捐贈。他的書法家大哥永紅不知免費爲他提供了多少墨寶；他朋友劉亞軍把珍藏的已經裝裱好的宋彬老先生的字無償提供給他；淵虹抱來一大堆剪紙繪畫作品。凡是熟識的、慕名的只要自己有適合的展品，都給他無償捐贈過來。

淳樸的民風積澱，使龍交精神得到了空前的推廣發揚，爲龍交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龍交的小米核桃走向市場，旺龍寨休閒娛樂場建成，豐泰養驢場做大，蔬菜加工廠建成，龍泉酒進入市場，呂梁山泉進入千家萬戶，西紅柿辣椒醬打出自己的品牌，道路交通四通八達，以棋盤山爲主的旅遊景點正在如火如荼地開發中……龍交鄉整鄉脫貧奔小康已指日可待，不再是夢了！

永東書記看着說的輕描淡寫，其實建設過程極不容易。首先遇到的是資金難的問題。2015年初起建館，最小規模也得十幾萬。好在辦法總比困難多，很多東西儘量就地取材，爲的是省錢。那塊刻了“廉石”的大石頭，是他們修路時發現的，當時覺得形狀奇特，狀似元寶，就把他拉回來，倒立於大院內。“廉石”兩個字是他大哥永紅免費親情所贈，就是刻字花了一點錢。其他方面是能省則省，能不花就堅決不花。好在所有展品都是無償捐贈，要不以龍交一鄉之力，很難做成這件大事。

第二難就是展館問題難解決，要重新修建，沒有個幾百萬想也別想。所以2013年他一上任，就開始思謀建一所屬於龍交自己的文化園，只是苦於沒有展館。好在辦法總比困難多，直到2015年才讓自己的夢想變成現實。建“龍交精神館”也是如此，也就一直擱置。2017年，緊鄰龍交的寨子村新建了黨員活動室，原來舊的活動室空置，正好又提供了一個場地，“龍交精神館”才得以完成，文化園內廉政館的一部分內容也移至“龍交精神館”展出，給文化園騰出一部分展櫃，原先收藏的很多展品才進去民俗館，找到了自己的家。

第三難是展品的來源。原來想着老舊物件不好收集，所以永東書記號召先從黨員幹部帶頭捐贈，沒想到龍交建起文化園的消息一傳開，首先是龍交本土的羣衆紛紛把自家的老舊傢俱傢什拿了過來，其他地方的熟人朋友，慕名而來的陌生人也捐了不少。各方人士的傾力奉獻，“龍交文化園”終於在黃土高原深處的這個山溝溝裏亮相了。

文化園的建成，不僅填補了我縣在文化建設上的一個空白，還及時挽救了不被社會所重視的“鄉土文化”，打造了一個集教育、欣賞與普及爲一體的文化園地，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一方面爲有着幾千年歷史底蘊的古縣建設精神文明開了一個先河，提供了一個優秀的模板；另一方面爲團結全鄉人民、爭爲家鄉做貢獻起了凝心聚力的作用，加大了共同建設家鄉的信心與勇氣。

精神不朽，文化永存！願龍交文化園再接再厲，再創輝煌！成爲我們全縣人民的文化樂園和精神家園！

篇二：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

“魚鱗冊”與“流動的土地”—管窺館藏魚鱗冊價值

大荔縣檔案館館藏清代、民國魚鱗冊是“鎮館”之寶之一，因其稀有珍貴，保存完好，原陝西省副省長、著名歷史學家孫達仁自率團參觀、題詞，給予很高的評價。讓我們打開這珍貴的地冊，從閻敬銘創行“魚鱗櫛比”、“魚鱗冊”，管窺其在清代土地制度和明清黃河小北幹流區域經濟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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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鱗冊概覽

魚鱗冊，又稱魚鱗圖冊、魚鱗圖、魚鱗圖籍、魚鱗簿、丈量冊，是一種經過實地測繪的地籍圖，是明清時期一項基本的土地制度，是中國古代爲徵派賦役和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而編制的土地登記簿冊。冊中將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連綴地繪製在起，標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魚鱗而被稱爲“魚鱗冊”。

就年代而言，大荔縣檔案館館藏清代、民國魚鱗冊共43卷，上自清雍正年間，下到民國年間，時間跨度較長。有清朝康熙年間南烏牛村豁免地畝花名冊，雍正七年（1729）《山陝定界河西河東清冊》，乾隆年間（1736-1759）趙渡鎮和朝邑縣沿河各村地畝冊、雷村界碑，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營田莊魚鱗冊，光緒二年（1876）雷村豁地糧花名冊、光緒十六年（1890）步昌裏八甲下魯坡村魚鱗正冊、民國三十六年（1946）渭濱鄉第五保減免水淹地畝冊等。

從修造者來看，有官方和民間之分。官府通過編制魚鱗圖冊，進行地籍管理，據以徵糧徵銀。民間亦有小規模的修造魚鱗冊、地冊之舉，用於村莊、宗族、家戶的土地清丈、管理、賦稅的徵收。如光緒十六年(1890)朝邑縣《步昌裏八甲下魯坡村魚鱗正冊》即爲官方修制。此類地冊可分爲蓋有官印的紅冊和民間攢造的白冊兩類。從地冊所載土地類型而言，有些單純記載灘地；有些地冊、地籍記載村莊全部土地狀況，如民國三十四年(1945)朝邑縣《烏牛鄉第二保各甲納糧田賦底冊》、《和衷鄉第一保各甲納糧田賦底冊》等地籍即是如此。

魚鱗冊所載內容，十分豐富。地冊所記以單個村莊或多個村莊爲單位，有的詳錄一個村莊內部家戶土地分配，有的細列各村灘地邊界、口岸步數，如民國二十一年（1933）朝邑縣《雷村照抄雍正七年山陝定界河西河東六轉減名清冊》等；一些地冊在卷首或卷尾對村莊灘地事務多有詳載，其中包含河水氾濫、河道移徙、村莊衝突、灘界劃分、生產習俗等豐富的內容。一些地冊附有灘地田塊、黃河形勢圖，如朝邑縣營田莊《同治五年墾地減名冊》，朝邑縣清代乾隆嘉慶年間《雷村河東減名冊、河西魚鱗冊》等，所附地圖可以提供空間的直觀印象，是研究清代民國黃河沿岸村莊變遷、土地移徙、地權制度及經濟社會珍貴的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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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敬銘攢造“魚鱗冊”

魚鱗冊源於明清時期的土地制度，官府編制魚鱗冊，作爲徵收田賦的依據。館藏民國二十年（1931）《朝邑豐圖義倉記》載：“光緒十四年，閻文介以經界不正，谷祿不平，函請大吏清丈吾邑地畝，閱四稔蕆事計。闔邑共地七十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五畝，有奇就中，高原爲上，田平川爲中田，河灘及沙磠池苑爲下田，即以三壤酌定地糧八則曰：銀銅鐵磁灘丁墾軍，統計糧額三萬二三千兩。又以千兩爲裏，百兩爲甲計，全縣共分三十三裏三百三十甲，按裏甲分造魚鱗清冊，載明地段畝數，糧額編列號碼分存城鄉備查。雖日後地有買賣，而裏甲糧額號數永爲定例，絲毫不能變更，經界定而賦役均。而曩時有糧無地、有地無糧及裏甲紊亂之弊去矣。先是同治十三年，閻文介商諸邑宰黃照，臨擬訂常平新章十二條，稟準遇歉年平糶豐年公糶，永不再令鄉民領納倉谷，以免往返擾累，而往昔換倉之弊去矣，然弊去而利猶待興也。”

光緒十四年（1888），爲了使農戶按土壤等級納糧，解決負擔不合理問題，同時由於土地買賣久未清理，很多農戶納糧與地畝不符，每年都爲此鬧糾紛。閻敬銘便建議地方清丈土地，辦法是把土地劃成若干方塊，一一清丈，魚鱗櫛比，造成冊子，一式兩份，縣上一份，各里(鄉)一份。如有土地變賣，要辦理撥糧印契手續。各里的魚鱗冊裝在一個匣子裏，里長交手續時，要交匣子。同時，還按土質好壞，莊稼保種保收情況，把土地分爲金、銀、銅、鐵、錫、磁幾等，以銀糧爲標準，予以摺合。如鹽鹼地定爲磁糧，五畝只頂銀糧一畝來納糧。

光緒年間的《朝邑縣地糧總說》記載：“光緒十五年（1889）朝邑縣對全縣土地進行清丈，耕地分爲金、銀、銅、鐵、錫、磁幾等，銀地、鐵地指塬地、磁地爲灘地。”朝邑縣民（1931）國二十年《營田莊新崩舊崩灘地冊》載：“光緒十四年（1888）朝邑縣對全縣耕地進行清丈，凡地之在外者納糧，流水者豁免。”

閻敬銘創行“魚鱗冊”，對朝邑全縣土地進行清丈，劃分沿河村莊耕地、灘地、塬地類型等級，使“經界定而賦役均”。利用魚鱗冊，解決了耕種土地納糧負擔不合理問題；避免了地界不清、土地權屬變更、地畝與納糧不符引起糾紛，也爲研究清代民國土地制度和賦役徵收具有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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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鱗冊裏“流動的土地”

2001年，山西大學歷史學博士胡英澤，先後三次我館查閱館藏魚鱗冊，經過兩個月的查閱抄錄，充分挖掘黃河灘地魚鱗冊，結合田野考察訪談，研究“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環境下黃河灘田下流動的土地，研究明清黃河小北幹流區域生態環境與社會之間、國家與地方之間的相互關係，也使我們從中看到魚鱗冊在研究灘地地權制度、解決灘地糾等方面不可替代的價值。

魚鱗冊大多爲黃河灘地冊，胡博士用了半年時間把所有地冊記載的業主佔地信息錄人電腦，同一本地冊內相同姓名加以合併，將廟田、族田、村莊公田另外統計，獲得各家各戶佔地面積，以此爲基礎，分析不同時期土地面積，全面地、分層次地統計分析地權狀況。

通過對魚鱗冊的分析，對灘地地權流動狀況形成客觀實地的研究。把灘地依據地權分爲，國家所有、村社公有和家戶私有，也就是官產、公產、私產。村社公有土地，比重較大，在朝邑縣雷村、營田莊加里莊、辛莊等村的地冊中表現突出；家戶私有的土地，在朝邑縣趙渡鎮、東林、廣濟等村地冊反映明顯。灘地公有爲主，指村社公有灘地比例較大，家戶私有佔地比例較小，也就是說某一田塊爲村社公有，按照一定標準平均分配給村莊各家戶耕種。以同治五年營田莊地冊爲例，該村地冊有《新崩場垣地冊》、《新崩灘地冊)《舊崩灘地冊》、《一步桃園地冊》、《新分四百三十步地冊》、《河東墾地冊》、《簡明清冊》、《魚鱗冊》、《墾地簡明冊》、《大糧地冊》，類型達10卷，表明河道西侵，沖蝕土地，村莊西遷，但村莊對於河水侵蝕的土地，延續維持着各類土地轉化爲灘地的耕作權力。從國家田賦來看，可能大部分灘地蠲免了田賦，根據國家律例它屬於國家所有的“官荒”，墾熟之後，又成爲升科之地。對於村莊而言，不論入水成河還是淤出成灘，灘地是村莊土地權力自然的延伸。村莊最初的土地屬於家戶所有，經歷了河水沖蝕、政府蠲免、村際衝突之後，灘地地權由最初的家戶私有逐漸轉化爲村社共同所有了。

據對魚鱗冊的分析，對灘地土地計算和分配製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參考。乾隆元年（1736），朝邑縣令勘查沿河各村灘地清理的數據顯示，這些村莊新墾灘地面積由兩部分組成，一爲在灘地，一爲入水地，入水地指河水淹沒的灘地。據朝邑縣同治五年《營田莊墾地減名冊》載“乾隆二十年（1755）營田莊河西界內計地南北闊步1356步，迨入黃河入水衝崩多年，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地復灘在河東。”據同治五年（1866）〈營田莊村北社魚鱗冊〉載：同治五年村莊灘地爲“波濤者十之五六”，受其影響的村莊在分配灘地時，部分田塊的面積沒有定數，“從北畔依次而南，始排北頭號墾地及南十一號止，又從南界挑西旗角地十三分，中間餘地爲小官地，無定數，西俱及河。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形成了獨特的土地計算和分配原則。一些村莊灘地採取通通畛，不計東西長短，只論南北之闊，正如康熙年間《朝邑縣後志》卷八載：“一尺之地，種數十里”。一些村莊把灘地田塊分爲幾區，部分有定數，但臨河田塊卻無定數。

在黃河小北幹流變化莫測的環境裏，灘地屬於不穩定的土地資源，面臨河道移徙、河道遊蕩而挪移，面積因河身豐瘦而盈縮，村莊土地邊界四至系亂不清容易引發邊界爭端，即使確定了清晰邊界，也可能因爲河水崩理，泥沙淤漫等變動因素使原有邊界迷亂或發生改變，產生新的問題、衝突甚至械鬥。政府要根據河道移徙造成的土地變化進行蠲免、升科，並要平息河道移徙引起的土地爭端和邊界糾紛，進行劃界，從而建立相對穩定的生產秩序。村社有管理灘地秩序協調內部衝突爲的灘地組織。據朝邑縣營田莊民國二十年《新崩舊崩灘地冊》載：雷村等有灘地的9村組織龍王廟會，在處理9村灘地事務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光緒末年，背田莊與加里莊兩村因灘地興訟，未及定案而朝代更選。延至民國十五年，在龍王廟九村的調處說和下，將營田莊魚鱗冊中所包胥姓之地與加里魚鱗冊中之黨經理地兌換耕種，永遠爲業，最後才解決了兩村的爭執。魚鱗冊是針對灘地一類不的土地資源而採用的一種比較科學、相對準確的對“流動的土地”的記錄，對安定農戶生產，鼓勵農耕生產，構建和諧社會有很大的益處。

在黃河小北幹流兩岸的生態背景下，充分挖掘魚鱗冊所載信息，爲史學家提供了研究清代民國土地制度、土地資源與地方社會公共事務建構之間關係，清代至民國北方鄉村經濟社會變遷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對今天黃河沿岸的開發有着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篇三：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

石樓縣檔案館工作綜述

石樓縣位於呂梁山西麓，黃河東岸。國土總面積180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49。5萬畝；全縣轄5鎮4鄉，119個行政村，總人口11。9萬，農業人口9。8萬。2019年全縣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5169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3元，是全省10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20年2月27日，山西省人民政府發佈公告，石樓縣與全省其它16個貧困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實現脫貧摘帽。

縣檔案館成立於1959年，是縣委直屬科級事業單位，履行檔案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等職能。現館藏全宗126個，檔案、資料5萬卷（冊），清朝檔案資料（地契、帳簿、路條、執照、古書等）325件，民國及革命歷史檔案262卷，視頻檔案資料11T，光盤600盤，照片5210張，書畫作品150幅，全文數字化52萬幅，目錄錄入20萬條。於2017年獲石樓縣“五一勞動獎狀”。2017年10月榮膺全省社會主義新農村檔案示範縣稱號。2018年度被縣目標責任制考覈爲先進集體。2019年1月在呂梁市檔案工作責任制考覈中綜合工作評爲全市第一名。2019年12月被縣精神文明辦評爲縣級文明單位。

近年來，石樓縣檔案館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爲指導，在上級檔案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緊緊圍繞縣委、縣政府中心工作，突出改革創新、突出服務大局、突出服務民生，認真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檔案工作方針政策，深入推進“三個體系”建設，着力錘鍊幹部隊伍，不斷提升服務能力，各項工作成果豐碩，檔案事業穩步健康發展。脫貧攻堅檔案標準化建設工作走在了全市的前列，2257平米的檔案新館拔地而起，縣級檔案首志《石樓縣檔案志》編撰出版，全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示範縣創建成功，全文數字化開創呂梁縣級檔案館外包新模式，“石樓檔案”微信公衆平臺刊發檔案史料反響強烈，徵集工作常抓不懈，編研成果碩果累累。

一、夯實脫貧基礎、助力精準扶貧工作，紮實開展脫貧攻堅檔案標準化建設工作。脫貧攻堅檔案工作是精準扶貧工作的基礎性工作，脫貧攻堅檔案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精準扶貧工作的成果。爲確保脫貧攻堅檔案收集齊全、整理規範、保管安全、利用高效，切實提高檔案規範化管理水平。縣脫貧攻堅領導小組會議議定由縣檔案局牽頭開展脫貧攻堅檔案標準化建設工作，整合財政資金40萬元專門用於脫貧攻堅檔案標準化建設項目，對全縣各鄉（鎮）、村委所有脫貧攻堅檔案進行全面標準化指導整理。檔案局接此任務後，高度重視，緊急動員，全面開展脫貧攻堅檔案工作。確定義牒鎮爲脫貧攻堅檔案試點鄉鎮。建立檔案部門牽頭負責，扶貧部門主動跟進指導，鄉鎮包村幹部、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共同參與的檔案工作機制，爲檔案規範化管理提供有效借鑑。石樓縣脫貧攻堅檔案標準化建設工作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得到了市政府領導的肯定。2018年11月22日，呂梁市脫貧攻堅檔案規範化管理暨新館建設現場推進會在中陽縣召開，縣檔案館作經驗交流發言。

二、主動自攬責任、構建完善的檔案安全管理體系，適時啓動石樓縣綜合檔案館新館建設。縣檔案館舊館功能不全、庫容不足、設施老化，嚴重威脅檔案的接收和安全保管，檔案館領導面對這樣的情況，主動自攬責任、開展調研規劃、溝通主要領導、積極爭取項目立項，有效推進縣級檔案館新館建設。2017年1月“石樓縣綜合檔案館建設項目”得到市發改委批覆立項，上報中央列入2017年國家重大投資項目，成爲“十三五”呂梁市唯一建成館的縣。總建築面積2257平米，規劃用地面積1082。35平米。項目總投資465萬元，其中中央預算內投資335萬元，縣政府自籌130萬元。2018年11月工程主體五層順利封頂，預計2019年12月主體竣工驗收，預計2020年8月內部裝修及附屬設施全部完成。

三、關注三農、舉全縣之力銳意進取，榮膺全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示範縣稱號。2016年至2017年，全面啓動創建全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示範縣活動。全縣9個鄉鎮、13個涉農單位、9個鄉鎮衛生院、12個鄉鎮學校、82個新農村村委全部建檔，建檔率100%。2017年10月，省級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示範縣領導小組驗收組對石樓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示範縣創建工作進行驗收。驗收組在聽取彙報、查驗實證材料和實地查看後，進行綜合評議，石樓縣以較高成績通過省級驗收，山西省檔案局、民政廳、農業廳授予石樓縣“全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檔案工作示範縣”稱號。

四、以史爲鑑，挖掘檔案自身獨特的文化價值，編撰出版縣級檔案首志《石樓縣檔案志》及縣級檔案部門紀實性年刊《石樓蘭臺》。歷時三年，文字12萬字、照片1000餘張的《石樓檔案志》於2016年底付梓出版，檔案志全面系統的記載了1956年以來石樓檔案積累形成的概貌和檔案事業發展的歷程，展現了幾代石樓檔案工作者爲實現歷史使命，創業敬業的精神面貌，是我省縣級檔案館編撰出版第一部檔案志書。作爲《石樓檔案志》的延續與傳承，《石樓蘭臺》2017年創刊，作爲紀實性年刊已刊印三期。

五、堅持務實創新、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加快推進館藏檔案全文數字化工作，2020年計劃完成全部館藏檔案數字化。縣檔案館堅持務實創新、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積極爭取縣政府對檔案信息化建設的重視和支持，主動邀請有關專家到檔案館共商信息化工作，做到提前謀劃，無縫對接。2018年聘用山西傳承檔案管理公司開展檔案全文掃描工作。項目從8月開工，當年投入資金10萬元，共完成全文數字化27萬幅，2019年完成全文數字化25萬幅，目錄錄入20萬條，佔館藏檔案量的五分之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得到了市局的認可，開創了呂梁縣級檔案館檔案數字化外包新模式。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2020年計劃投入資金100萬元對所有館藏檔案完成數字化，現已完成政府採購招投標工作，項目計劃7月開工，年底全面完成。項目的建成將提升全縣檔案信息化建設水平，提高檔案部門服務利用效率，便於全縣各級機關檔案信息數據共享和各級綜合檔案館之間檔案信息的跨館異地出證，滿足社會各界羣衆多層次、多渠道獲取檔案信息的需求，不斷提升羣衆獲得感。

六、以檔案徵集爲補充，豐富館藏特色檔案，延伸館藏檔案年份，徵集清朝民國期間的珍貴檔案300餘件。在本縣龍交鄉甘河村徵集到清朝民國期間的一批珍貴檔案，內容包括清乾隆年間的帳單、嘉慶年間的醫書、同治元年到宣統年間的地契、光緒年間的執照、書籍、路條、借據及民國時期的根工帳本、婚喪禮帳、國文書籍等共計300餘件，將縣檔案館館藏檔案的年份提前了100多年。2017年4月，《中國檔案報》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

七、大力加強檔案資源體系建設，館藏檔案門類不斷豐富，館藏結構進一步優化，建國以來首次全面採集視頻檔案工作。聯合縣電視臺，對1996年建臺以來至2015年前的有關本縣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聞視頻錄像帶1000餘盤進行全面採集整理，目前已經完成數據量20T。此次採集工作是本縣建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整理視頻檔案，所採視頻屬本縣最早的視頻資料，對研究我縣史學具有很高的不可複製的價值，檔案館對採集的數據進行編輯後進行移動硬盤館藏保存。

八、深度開發、挖掘各類檔案，創新編研方式和手段，檔案徵集工作常抓不懈，編研成果碩果累累。幾年前，縣檔案館沒有一張省級領導視察的照片，沒有一幅書畫作品，沒有一盤視頻資料，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散落民間，面臨流失或損毀的危險。爲及時搶救保護珍貴檔案史料，石樓縣檔案館積極開展徵集和保護工作，聯合縣宣傳、新聞單位徵集近十年的重大新聞照片1000餘張；以書法家書寫《習近平用典》爲依託，徵集書法作品150餘幅。其次，遠赴太原、臨汾、離石、孝義、洪洞等地對歷任老領導進行了走訪，編輯整理的《石樓歷任書記縣長事略》一書也已組稿完成，共收錄石樓歷任書記縣長44位，即將付梓印刷。第三廣泛發動羣衆，徵集不同時期老照片4000餘張，將與國慶前夕舉辦建國70週年《石樓老照片》大型展覽，《石樓老照片》一書也在緊張編撰中。第四依託“石樓檔案”微信公衆平臺刊發“石樓消失的建築”、“20年前石樓鬧元宵”、“石樓四十年鉅變”、“石樓晉劇”等閱讀量過萬，創本縣微信平臺閱讀量之首。第五雍正《石樓縣誌》真跡版本（共八卷）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市圖書館存有部分殘本。縣檔案館多方奔波走訪，對該縣誌刻印和手抄版本的影印版進行了拷貝徵集。2018年雍正年間《石樓縣誌》第八卷殘本徵集進館。依託館藏檔案積極籌辦“石樓縣歷史發展檔案陳列展”。

九、圍繞中心、完善服務，強化隊伍建設，檔案幹部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

近年來，縣檔案館着力打造了一支政治過硬、履職能力強、敬業奉獻、風清氣正的幹部隊伍，同時不斷改進和完善標準化服務、規範化管理，有效激發了幹部職工愛崗敬業的工作熱情，使檔案館各項功能得到了有效發揮。爲發揮好檔案利用服務的功能，縣檔案館已完成檔案數字化52餘萬幅，館藏照片實現全部數字化，並實現目錄掛接、電腦檢索和異地備份。爲工作查考、編史修志、落實待遇、解決糾紛等提供了參考和依據。此外，縣檔案館積極接收反映全縣黨和政府重大活動、本地重大事件的電子檔案資源，逐步實現由檔案館統一接收、管理、提供利用電子文件的目標，爲社會公衆提供政府公開信息和館藏檔案的網上查詢等服務。

正如習總書記指出：經驗得以總結，規律得以認識，歷史得以延續，各項事業得以發展，都離不開檔案。檔案工作是各項事業發展的基礎。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檔案工作者將繼續埋頭苦幹，奮力拼搏，大力弘揚認真負責、嚴謹細緻、吃苦耐勞、樂於奉獻的檔案工作優良傳統，振奮精神、知難而進、開拓創新，把檔案工作做得更好、更紮實，爲石樓縣打贏脫貧攻堅戰役作出更大的貢獻。

篇四：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

黃河古渡大慶關

黃河在數千年流淌遷徙中，漫漫的故道訴說曲折身世；茫茫沙土，埋藏着動人的故事。黃河古渡，見證歷史滄桑，千年大慶關，訴說着發展變遷……

清王兆鰲《朝邑縣後志》載：“大慶關，在縣東三十里，春秋時爲蒲關，戰國時爲臨晉關，唐爲蒲津關，宋改今名，關舊在河西，至明萬曆二十六年河潰岸西徙，關又居河東，今河西亦稱新大慶關，巡檢司稅課局今在焉。”從志書中朝邑縣縣境圖清晰可見新舊大慶關的位置。

古渡史話

大慶關，是黃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晉間的重險之地。追溯其歷史，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7年）始作浮橋於河，這便是臨晉關最早的浮橋。

《史記·正義》載：“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橋，在同州東渡河，即蒲津橋也。”

西魏文帝大統三年（537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兵蒲阪，造三道浮橋渡河。”

唐杜佑在《通典》中記載：“橋自後魏訖唐初，皆橫亙百丈，連艦千艘。”

《平民縣誌》有段這樣的描述：“唐之蒲津橋渡，密邇而京師，晝則船牆林立，夜則燈火萬點，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見。今則蘆荻滿目，波浪驚心，敗渚頹垣，荒涼一片，顧瞻黃河不勝今昔之感。”

唐玄宗《早渡蒲關詩》有“地險關逾壯”，描述了當時大慶關的盛況。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修建蒲津舟橋，與河陽橋、太陽橋並稱“黃河三橋”。唐代以京都長安爲中心，輻射值京畿四周的“近關”，四方驛站，以關布向。“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

宋太宗興國六年（981年），黃河氾濫，洪水衝過堤壩溢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大慶關漫於河中，後來又移置新的關渡於黃河西岸。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蒲津關爲大慶關。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秋，黃河大漲，沖毀蒲津橋。

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年），黃河在大慶關以南偏西流，但大慶關修在河西。到了神宗萬曆年間（1573—1620年），大慶關以北的一段黃河改道偏西南流，直通朝邑縣城，大慶關遂被隔在河東，1934年又回到河西。大慶關本屬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後，黃河岸因水患而“連歲崩徙，船隻飄沒無存，關渡漸廢，改爲農渡。”

初設關城

《平民縣誌》載“大慶渡口，孟明焚舟以報晉，李闖渡河以亡明，蓋秦晉交通之咽喉，關陝兵事之隧道也”，足見它是何等的重要。春秋時，大慶關所在地雖爲秦晉交通之咽喉，但在黃河西岸並未設城關。公元前631年，秦穆公派孟明視從此渡河伐晉。孟明視從此渡河後將船全部燒燬，背水一戰，大敗晉軍，史稱濟河焚舟。戰國初魏文侯任命吳起爲主將，攻克秦國河西地區，修築臨晉關於此。長久以來兩岸並無橋樑，靠渡舟往來。昭襄王十五年，修建了臨晉關最早的浮橋。

西漢漢王二年（前205年），劉邦東出大慶關，攻克河內，俘虜了殷王邛。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馬超、韓遂據守潼關，曹操攻打潼關，久攻不克。於是，曹操從北繞道西渡大慶關據河西爲營，進擊馬超，迫其潰退潼關。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蕭寶寅佔據關中，長孫稚等奉命討伐，謀士楊侃說：曹操不走潼關，而渡河攻取大慶關。是因潼關是險要之地，守禦已經完備，無法所施其智勇，不如從北邊繞道進攻，渡河而西，攻破大慶關，深入關中腹心之地，必置叛軍於死地。他建議採用此策平叛。此後西魏文帝大統三年（537年）東魏也取此計，建造三道浮橋渡河攻擊西魏。

隋末，李淵父子能順利引兵自太原而下攻取長安，也主要是由於大慶關守將的不戰而降。

盛唐架橋

東魏高歡、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大慶關建造過浮橋，大慶關是溝通古時河北之交通要道。山西、河北乃至遼東一帶物資均自此通過。《隋書》中說：“隋文帝開皇年間，諸州調運物資，河之南從潼關調運，河之北從大慶關調運，輸運長安”。

到了唐玄宗開元盛世，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唐王朝又特別注重其山西發家之地，而舊的橋樑遠不能滿足需求。兵部尚書張說雲：黃河上有三橋，蒲津橋是其中之一。而蒲津關是關中東北要衝之地，黃河東岸通行必經此道。舊的蒲津橋橫亙百丈，橋下連接艦船千艘，船隻用竹索鏈接。

但是竹索浮橋，不耐久，不堅固，每當春天冰雪消融，洪水塞川而下，就沖斷橋索，破壞浮橋，阻斷交通。這種現象每年都有。一旦出現中斷，必定影響京師通行之路。對大慶關於溝通河北有着戰略意義。

於是唐玄宗特頒詔書，任命兵部尚書張說總攬修建“秦晉通衢”蒲津橋。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匯聚於此。工程於開元九年（721年）開工，開元十二年告竣。唐時，黃河經此分兩股，主流靠東，兩流居中處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橋就架設於主流之上，跨度大約360米。清王兆鰲《朝邑縣後志》中：“鐵牛在縣東蒲津，唐開元十二年鑄”，說的就是這件事。

新修的蒲津橋，以耕牛爲模本熔鐵爲地錨，黃河東西兩岸各置四尊鐵牛，牛座下再鑄六根鐵柱作爲鐵樁，牛旁各立一鐵人，牛尾施鐵索，以系浮橋。中間兩座鐵山，一根穿孔鐵墩，當鐵索束於鐵軸，經鐵山而繞於鐵墩，橫槓串入鐵墩之孔，推槓而鐵墩轉動，就會抻拽橫陳河上鐵索或鬆或緊，以使浮橋平穩暢通。

八尊牛與鐵人加上鐵山、鐵柱、鐵鏈等分散的鐵構件，其用鐵總重量當一百三十萬斤以上！用掉了當時全國產鐵量的五分之四。人們稱其爲蒲津橋“橫亙百丈，連艦千艘”，“鏈如游龍，勢若長虹”，成爲維繫京畿及北方邊關重鎮的天塹通途。

鐵牛和鐵人給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宋人釋普寧就稱頌陝西鐵牛，寫詩言道：“骨格純剛蹄角全，軒然鼻孔自遼天。不貪陝府欄邊草，啃遍耕翻祖父田。”今日陝西大荔縣範家鎮，民國時期叫烏牛鄉，鄉屬中有南烏牛村、北烏牛村，這些地名的來歷，都是對鐵牛的永恆紀念。

蒲津橋修建後，大慶關變得繁華起來。它雖然不大，但由於是秦晉商旅往來的交通要道，所以城裏也很繁榮。街道兩旁，商號林立，茶坊酒肆，秦樓楚館，旅舍客棧，所俱齊備。雖然沒有通都大邑那種紙醉金迷般絃歌曼舞的奢華，卻不乏繁盛商城人物輻輳、熙熙攘攘的景象。《平民縣誌》有段這樣的描述：“唐之蒲津橋渡，密邇而京師，晝則船檣林立，夜則燈火萬點，其全盛景象概可想見。”

懷丙撈牛

北宋治平三年（1066），黃河水氾濫成災，洪水衝擊浮橋並，橋體沖斷，大慶關漫於河中，後來又移置新的關渡於黃河西岸。大慶關四隻鐵牛被衝到下游的泥沙中。真定和尚懷丙應募打撈鐵牛，他在兩艘大船上裝滿泥沙，然後將船開到鐵牛沉沒的地方，讓熟悉水性的人帶了很結實的繩子，潛入水底，將繩子綁到鐵牛上，繩子另一端栓在船上，懷丙和尚指揮衆人把船上的泥沙鏟入河中，河底的鐵牛依靠大船和自身的浮力，逐漸離開河底懸在水中。人們奮力划船回到浮橋處，將鐵牛拖回原處，使兩岸的浮橋重新連接起來。

懷丙打撈出三尊鐵牛，周圍人說打撈鐵牛太簡單了。懷丙生氣地離開。人們按照懷丙的方法打撈剩下的一尊鐵牛，但無論如何都打撈不上來，任由它沉入河底。但依靠剩下三尊鐵牛，人們還是恢復了蒲津橋。

蒲橋被焚

蒲津橋，唐朝人視爲永不沉沒的大河橋。其後經歷了500年的風雨滄桑，最終還是消逝在了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金代末年，蒙元與金朝在黃河岸邊，發生歷時八年戰役，史稱“蒙金拉鋸戰”。也就是在此期間，河東蒲州城及河西大慶關遭受重創，鸛雀樓遭焚，蒲津橋被燒。

元明之際，人們毫無節制地墾荒，導致生態環境極度惡化。那條被中華民族視爲母親河的黃河，由於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壞，於是再一次桀驁不馴起來。尤其黃河中游小北幹流沿河一帶歷經了長達二百餘年的水患侵擾，河牀很不穩固。

明初，大將軍徐達曾重造河橋攻打大慶關，再取陝西，但不久浮橋即被沖毀。明代先後四次重修蒲津橋，但每次重修不久，就被沖毀。想再次在蒲津關造橋就成爲了夢想。秦晉間只有靠舟楫互通往來。

至於蒲津橋剩下的鐵牛，朝邑歷代縣誌均沒有鐵牛圖，但文字記載鐵牛地錨已在明代中期就沙淤，漸次俱埋泥沙中，不見蹤跡。而河東岸的蒲州，據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繪有一幅“城西鐵牛圖”。按圖所示，此時黃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樣，而泥沙已淤至鐵牛策牧者膝蓋部位。西邊不遠處書有“大慶關”字跡的牌樓巍然屹立，其後不知何時東岸鐵牛也都沉入泥沙之中。

1989年秋山西永濟縣蒲津橋東岸四尊鐵牛清理出土，東岸遺物歷1250餘年，原貌依舊，與志書記載無異。因爲老大慶關已位於山西境內，山西打算髮掘西岸大慶關四尊鐵牛。但是，由於千年鐵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見天日後即會出現風化現象。鑑於鐵質文物保護仍是世界難題，國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對大慶關四尊鐵牛的勘探發掘，並做好已出土鐵牛及附屬文物的保護利用工作。

名關湮滅

黃河自北向南，流經晉陝峽谷，由禹門口奔出，河牀成了一片寬闊的河灘。由於枯汛交替，水流緩急不定，加上泥沙淤積，導致河牀變化，使得河流主幹週期性東西移擺。這一自然現象，當地流傳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民諺。

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年），黃河在大慶關以南偏西流，但大慶關修在河西。明隆慶四年（1570年），黃河大漲後，竟然西移到緊靠朝邑縣城東，原來在河西岸的朝邑大慶關被隔絕在河東岸。大慶關關城就失去本身意義，於是重新在西岸修築城關，另立新大慶關，恢復了河運往來。

新大慶關屬官渡，也是當時重要渡口，闖王李自成曾於此渡河以亡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後，黃河岸因水患而“連歲崩徙，船隻飄沒無存，大慶關渡漸廢，改爲農渡。此後大慶關被稱舊大慶關，因地緣關係，仍屬陝西省管轄。

“隆慶改道”之後黃河西岸又逐漸形成一處集鎮，稱“新大慶關”。至清康熙時，新、舊大慶關已並稱朝邑縣東二鎮。而原本設在舊大慶關的巡檢司和稅課局亦被移於新大慶關，後者同時又是朝邑縣以東一處重要的黃河渡口，爲當時東西往來於秦晉之間的通關要津所在。

晉陝兩省雖長期以來以黃河爲天然界河，但是黃河不停擺動，引發灘地之爭，邊界糾紛不斷。陝西的飛地“舊大慶關”就成首當其衝之地，邊界的實質是土地利益之爭。兩邊的爭糾，一般通過民間協商或訴訟方式加以解決，但也時常發生羣體性械鬥，乃至造成命案。

康熙年間，大慶關、蒲州鴛鴦諸村（鴛鴦村，今屬永濟市栲栳鎮）“屢以河灘爭，動千百人，勢若公戰”，歷時十餘年。不得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初，清廷令同州知州移駐大慶關(原蒲津關)，撥潼關千總一員駐王家莊，調解爭地糾紛，防禦鬥毆發生。於是陝西州府“飛”到山西境內，然而這一“飛”，就飛了20多年。

民國十七年末、十八年初之際，馮玉祥督陝，陝西省政府呈文南京國民政府，因黃河灘地衆多，請求在朝邑縣以東黃河灘地一帶設立平民縣，並以黃河東岸的舊大慶關爲縣城。很快，國民政府內政部正式批准設立平民縣的建議。此間過程似乎並未有太多的曲折，一切都進展得比較“順利”。

但是隨後，山西省政府多次急電告中央政府，請求暫緩設立平民縣，說陝西在山西設縣派軍，嚴重“有礙晉政”。然而，山西的強烈反對，似乎並沒有影響到陝西的進度。河西新淤之地全部歸屬於陝西，成爲平民縣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平民縣設立後荒地開墾成熟，民衆衆多。當時的平民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經歷了數年的艱苦奮鬥，終於將平民縣建設成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民國初年以後，隨着鐵路、公路交通的進步，大慶關更失去應有地位，逐漸沒了人氣。《平民縣誌》描述新大慶關的荒寂，“蘆荻滿目，波浪驚心，敗渚頹垣，荒涼一片，顧瞻黃河不勝今昔之感。”

1933年，老大慶關因洪水陷入黃河河中，被徹底廢棄。建國後，重新改建新大慶關渡口，先屬平民縣政府管轄。1950年平民縣併入朝邑縣後，改爲民用渡口。後來隨着黃河西移潰岸，渡口淹漫於河中，橋渡功能遂廢。1958年爲了三門峽水庫修建，新大慶關附屬所有建築物也一併拆除，大慶關終成歷史絕唱。

今天大荔縣趙渡鎮有大慶關村、大慶關風景區，恢復了大慶關古渡原貌，打造四座鐵牛雕塑，成爲沿黃公路上富於歷史文化底蘊的風景線。

篇五：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

大河向南流陝西朝邑說今古

五十年前，黃河西岸有座名爲“朝邑”縣城，因修建三門峽水庫撤縣改鎮，合併到陝西省大荔縣。朝邑沒有撤銷前，是陝西最富庶的縣。黃河沖積的灘地土質肥沃，耕作簡易，產量較高，如不漲水就能穩定耕作幾年，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朝邑沿河一帶村莊廣爲流傳着“三年不漲河，給狗也要娶媳婦”的說法。“黃河灘，糧油川。手戴‘大羅馬’（手錶），足蹬‘富士山（自行車）’”，這是解放初期對當地富裕生活的形容和誇耀。當地發生過城裏女幹部羨慕鄉下的富庶，從而辭去公職下嫁農村的“怪事”。

撤縣後，爲了那片一望無際的大型水庫，人們推倒了文廟、城隍廟，拆了木牌樓、扒了城牆。將有着歷代名人題字的歷朝石碑，連同那衙門口的石獅一併毀去。一座壯闊偉岸的歷史名城，轉眼間就成了一片廢墟，當年那種種繁華，從此變成過眼雲煙。

說起這座朝邑城，她東臨黃河，南接渭水，西連洛水，北枕鐮山。歷史悠久，西周春秋時，爲芮國所在地。民國十八年(1929)，在朝邑縣趙渡鎮附近發現了“芮公鼎”，證實芮國的存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芮公鼎”因其器形優美，紋飾華貴，參加英國倫敦舉辦的“中國古物展覽會”，一去不返，至今還留存在大英博物館。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秦穆公出兵滅芮國。

西戎之一的遊牧民族大荔戎也被這裏的沃野萬頃、水草豐茂所吸引，沿洛河而下進入朝邑境內建大荔戎國，填補了芮國滅亡後的空白，他們在黃河灘地放牧牛羊，發展、壯大，並定都王城（今朝邑老城遺址南），大荔戎處在晉、秦兩大國之間，無論晉秦是和是戰，數百年都未危及大荔戎國存在，直到秦厲公十六年(前461年)，秦滅大荔戎國，在黃河西岸置臨晉縣。

戰國時，臨晉縣爲秦、魏相爭之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將祭祀黃河神的河瀆祠建在黃河西岸臨晉，《史記》載：“水曰河，祠臨晉”。人們認爲在河神居住、河患較多的地方祭祀黃河是最靈驗的。漢代，官方祭祀黃河神的地點仍然設在臨晉。唐宋元各代官方一直沒有變化，祭祀等級、禮儀級別相當高。河瀆祠建在臨晉（朝邑）是有緣由的，傳說中禹鑿龍門、巨靈神推華山導河、河伯馮夷溺亡之地均在此區域，加之此段黃河接納渭河、洛河，河道寬闊，水流緩慢，擺動也較爲頻繁，故人們認爲在這最有靈性、河患較多的地方祭祀黃河是最靈驗的。

秦漢後臨晉縣名沿用近千年，一直沿用北魏後期。南北朝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分臨晉爲兩縣，西部爲華陰縣，隸華山郡，東部爲南五泉縣，縣城位於朝阪原上。朝阪原，因原上以朝日射，層崖岸煙萬狀，故此得名。西魏文帝六年（540年）南五泉縣以據朝阪改名爲朝邑縣，朝邑便在一千四百餘年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偉名。

朝邑通三晉，在軍事、交通等方面居於重要的地位。從西府鳳翔至長安，沿渭河北岸東行，過洛河後經朝邑，從大慶關渡黃河東北而上過太原直至塞外，這條貫通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和東北邊塞的“國道”經過朝邑，爲朝邑經濟社會發展助力不少。多了商貿交流，多了驛運站鋪，朝邑也就多了繁榮茂盛。

朝阪原俗稱老崖，老崖上有三寨子；南寨子、大寨子、北寨子。這三個寨子，明代《朝邑縣誌》就有記載。有的風水先生說，朝邑老縣城的風水是風型。大寨子居中是風的軀體，南北寨子是風的兩個翅膀。也有的風水先生說，老縣城是龍型。北寨子是龍頭，高高翹起，威武兇悍。大寨子是龍腰，似山似塬，穩若泰山。南寨子到紫陽是龍尾（紫陽就叫龍尾溝），地勢蜿蜒，溝壑多變。

南北朝時，戰爭無休無止，佛教於是乘時而興，一直到北周易代爲隋，李唐鼎盛。佛教亦是前所未有的復興。朝邑地處交通要道，寺廟衆多且聲名遠揚，引得四面八方文人騷客趨之若鶩。饒益寺位於朝邑縣趙渡新市鎮，修建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建十三層佛塔，塔高大而華麗，高聳原上，不遠處黃河奔流而去，河水震人心魄。饒益寺，憑依着華山、黃河險要的地勢，自唐宋以來，有名望的臣僚、有才華的士子來來往往，無不到寺停車，休息遊賞。有的把名字題寫在牆上，有的把詩句留在碑上，多得無法全部統計數目（金趙抃《記》曰：左馮之東南逾三十里，縣曰朝邑。由縣之直南，林木蓊鬱，小徑縈紆。約有十里，有鎮曰新市鎮。有寺曰饒益，乃陝右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枕山河之形勢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經由往返，莫不脫駕投憩於此。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不可勝數）。

南宋詩人陸游《遊饒益寺》雲：“聞道輿圖次第還，黃河依舊抱潼關。會當小住平戎帳，饒益南亭看華山”。饒益寺氣勢宏大，羣樓高聳，崇閣巍峨，卻在金朝屢遭兵火焚燬殆盡，前人石刻，往往埋沒於頹垣遺基之下，金代僞齊新市鎮市監趙抃見此，就在瓦礫之間，搜獲名公大臣之行記、詩刻，置之於“藏春塢”壁。此壁毀於元末。此後饒益寺雖然多次重建，但也未能恢復盛時模樣。1958年後，更是將殘餘建築掃蕩一空。現在饒益寺所在地皆是農田，灰飛煙滅，蹤跡全無。

除了饒益寺，金龍寺也是朝邑有名寺院，它位於朝阪原大寨子村東，寺院始建於唐貞觀元年間。相傳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貞觀元年從太原返回時，夜宿長春宮。李世民夢見自己化爲一條金龍飛向長安，飛騰時，後面緊跟着兩條小龍，纏繞身邊，李世民煩躁不已，轉頭咬死兩隻小龍。醒來後，他認爲那兩條小龍是他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化身。於是命令在長春宮旁建造一座寺院，並賜名“金龍寺”，作爲皇家禮佛寺院。

金龍寺寺內建築現僅存一座塔，塔原爲金龍寺內的建築，故名金龍寺塔。原塔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毀於地震，明末重建。塔高二十多米，塔身呈八角形，共有七層。今天塔內有一個磚砌的螺旋形階梯，中有天井可上下相望，此塔構築靈巧，雄偉壯觀。每層東、西、南、北四方各築一小券門，用以遠眺四方。塔頂眺望，天地豁間廣闊，華山、中條山、以及八百里秦川沃野盡在視野之中，黃河、洛河、渭河三條河流在陽光下閃爍着粼粼的波光。清朱斗南《金龍高塔》詩云：“塔聳金龍繞碧嵐，唐初創建一名藍。鈴聲振響行雲遏，寶相高懸宿雨涵。八面莊嚴培土氣，千層峻峭鎮瞿曇。題名附雁當年事，取冀殊書聖澤覃。”南北朝隋唐時，除了修建寺院外。朝邑縣還修建了規模宏大的長春宮，長春宮遺址位於朝邑鎮北寨子村。長春宮爲北周武帝保定五年(565年)權臣宇文護築，初名晉城。建德二年(573年)，因宮殿三面懸崖，東臨黃河，面對古蒲津關，登高可以遠望太華、中條二山，俯視黃、洛、渭三河，花木茂盛，四時如春，遂改名長春宮。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增建殿宇，宮址佔地擴至三百餘畝，隋文帝曾常駐此宮。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西入關中，渡黃河後，先駐於此，修養兵士，再取長安。唐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討伐劉武周，唐高祖親自至長春宮送之，遂後山東平定，方移行臺於洛陽。以後凡在同州爲官的，大多親自兼任長春宮使，專職管理維護長春宮。如開元八年，唐玄宗幸長春宮。以同州刺史姜師度兼長春宮使。因太原是李唐老家，但凡皇帝回家祭祖，必停留長春宮休息，宮殿使用頻繁，自然要有專人看護。

唐末長春宮內建築因戰亂破壞。此後長春宮逐漸被棄，唐末五代初，朱溫把首都從長安遷置汴梁，長春宮全廢，明代詩人王傳看到長春宮故址後詩曰：“長春宮殿無遺瓦，來往遊人時駐馬。垣堞推頹狐兔穿，耕犁不到如荒野。”今天長春宮已半爲農田，半爲北寨子村莊所覆壓。但遺址的西圍牆基礎仍明顯暴露，南邊的兩面殘窯依然存在。

在老朝邑人的口頭，常說的宋祠指的就是岱祠。岱祠又叫東嶽廟、岱嶽行宮、東嶽行祠，是爲了祭奠東嶽泰山而建。坐落在朝邑鎮大寨子村東崖頭。岳廟不知創建自何代，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御賜“崇佑觀”額，並重修。明進行大規模擴建。

岱祠地基洪闊、殿宇嵯峨，樓臺峻立，據華原之形勝是一個宏大的古建築羣。岱祠文保員李潤倉告訴我們，岱祠是道教在同朝（同州、朝邑）一帶的一處大型活動場所之一，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東嶽老爺黃飛虎的生日，有廟會，廟會之日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老朝邑人李潤倉說，新中國建國初，岱祠保存基本完整。但因當地農場棉花種植的興盛，在岱祠興建了朝邑棉絨廠，棉絨廠一直佔據岱祠，拆毀廟宇，用舊磚瓦建起了廠房、職工宿舍，使這裏遭到嚴重破壞。搬遷時又把原有的兩套殿宇拆毀了。李潤倉妻子指着一片能看到底部厚厚的老磚，只剩下地基的廢墟說，這就是他們留下的成果，十分可恨！

整個岱祠，留存下來建築只有岱祠樓，它還被稱爲東嶽戲樓，岱祠岑樓。它修建在岱祠正中偏南方位。它斗拱桃角重檐結構，莊嚴堂皇，巍然凌空。它高約17米。面闊、進深均爲三間，裏面四側有通柱，東南角有木樓梯可上二層，二層置樓板，四周有格子門窗，出門便可以沿着外廊環繞觀看周圍的景觀。下層戲臺廣闊收音，酬神賽會演戲聽唱響亮，有餘音繞樑之感。1934年我國著名的歷史建築學家樑思成先生親臨自拍照鑑定，確定爲古建築的研究重點對象，並對它推崇備至。

朝邑縣最初縣城朝阪，因其地勢較高，交通有所不便，於是把縣城搬遷原下。朝邑縣新城修建最早追朔到明景泰二年（1451年），知縣申潤開始築城，到成化三年（1467）竣工。城牆周長四里，高一丈五尺，護城壕深，寬各一丈，此後時有修葺，朝邑縣離黃河有段距離，但明隆慶四年（1570年），黃河氾濫，竟然西移十多公里，緊靠當時朝邑縣城東門流過。清康熙二十七年（1698年）秋，因天降大雨，連日不斷，黃河水漲，水漫城牆，而使西、南、北三面城牆傾倒水中。康熙四十六年（1707），知縣王兆鰲再修。這次工程浩大，有五大城門，東曰臨河；西北曰金湯；西曰鎮羌；南曰望嶽，即望西嶽華山；北曰迎恩，因其官道在北。因每到秋雨連綿之時，常有河水漫入東北南三城門，使得西城繁華，其它三城門就顯得冷落。

清中後期，朝邑不僅飽受黃河水患之苦，在光緒三、四年更遇見罕見的旱地，連富庶的朝邑黃河灘地也幾無收成。大荔，朝邑人飢死過半，大荔城東掘有萬人坑，大、朝兩縣人口由41萬多人，減到19。2萬人。朝邑縣趙渡人閻敬銘是當時的戶部尚書，他是一個善於理財，深有遠慮的人。對於如此慘狀，他有了豐年儲存糧食以備荒年的思想，於是在他的帶領下，義倉修建工程從光緒八年開始，一直到光緒十一年才修建完成。動支白銀三萬餘兩，竣工後繪製詳細圖樣報聞朝廷，慈禧太后硃批爲“天下第一倉”，此倉建成後十多年，就遇上1900年的關中大災荒，豐圖義倉開賑放糧，活人無數，爲閻敬銘的深謀遠慮，所以朝邑以及周邊一帶的人都受益匪淺，閻敬銘被人們尊稱爲“救時宰相”。

豐圖義倉位於現朝邑鎮南寨子村。坐北向南，正中高處有楷書“豐圖義倉”的石刻大字。倉外環有廊坊，院落寬敞，行車暢通。倉房兩壁鑲嵌有慈禧太后御筆“龍”、“虎”二字。此二字原置於閻敬銘祠前，是慈禧太后爲閻敬銘親自書寫。

解放後，省、縣文化和糧食部門對它進行了多次修葺。豐圖義倉直到現在依然發揮着它的作用，它現在是國家儲備糧庫。目前儲存有小麥、玉米、花生、大豆等農產品，這裏儲存小麥最長時間可達10年。

從臨晉縣算起，有着二千三百多年曆史朝邑縣重於走到自己的終點。1958年，修建三門峽水庫，朝邑撤縣改鎮，原城全部拆除。鎮遷到西邊1公里的老崖上。當時叫“新鎮”也叫“居民點”。朝邑縣不復存在。朝邑境內計劃大面積被淹，成爲庫區，大批居民要移民他鄉。朝邑移民，有的遠遷到寧夏，有的安置在省內渭北山原溝壑區。移民產生活條件很差，飲水非常困難，經常到幾裏以外的地方去擔水，全靠天吃飯。玉米、小麥產量低而不穩，移民無法生活。

三門峽水庫改變運用方式，降低運用水位後，原計劃淹沒地區，不再淹沒。國家在黃河灘區興建了農場，部隊在庫區建立了訓練基地和農場等。這就爲朝邑移民重新歸家提供了條件。八十年代中期，根據國家政策，從地方國營農場和部隊農場劃撥土地安置移民，朝邑移民大多回到自己故鄉。

至今一些老人堅持填寫自己籍貫爲“朝邑縣”，還有一些老人堅持認爲，既然大家回到故鄉，當時撤銷理由應不復存在，應該重新恢復朝邑縣。但這必定這只是很少數人想法，再過若干年，或許有這種想法的人已經沒有了。越來越多年輕人，對朝邑縣這個名稱越來越陌生，也許只有前面提到的朝阪原上留下來的唐塔，殘缺的宋祠，清代糧倉訴說着歷歷往事。

篇六：2022喜迎二十大檔案頌輝煌論文

黃河天曉照舟橫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被尊爲“四瀆之宗”、“百泉之首”。小北幹流段是指禹門口至潼關的黃河干流段，其段爲陝西省與山西省界河。黃河出禹門口，河面豁然開闊，水流平緩。從禹門口至潼關，河道長125公里。此段地形十分複雜，古時沿河在千溝萬壑上開山修路十分困難，而利用黃河開闢的水上運輸路線，運輸成本低廉、裝載量大、節省人力，所以黃河成爲陝晉長途運輸的主要的交通方式。古代漕船能夠通過黃河沿着渭水或者漕渠逆流而上到達長安。黃河的支流汾水也能通過黃河向長安運送所需物資。關中平原上的西安城，曾是秦、西漢和隋、唐統一王朝的都城，它們都通過黃河發展起相當規模的航運事業。雖然進入現代以來，黃河航運急劇衰退，航運量微乎其微。但黃河航運興衰歷史，對國家提出重振黃河航運的構想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黃河航運起始很早。我們的先祖在史前時代就掌握了渡河技術，原始渡具極其簡單，任何具有較大浮力的自然物都可用作渡河工具，人們腰繫成熟涼幹後的葫蘆，就能泅水過河。黃河沿岸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中大量發現仿葫蘆陶瓶，說明古代人利用葫蘆舟渡河的事情是相當有效且久遠的。

根據古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考察，獨木舟和筏是黃河流域最早出現的水上運輸工具。《易經·繫辭》記載黃帝曾造舟在黃河航行，上面說：“黃帝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當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人們能製造出石斧，並已能人工取火。火和石斧通常已經使人能夠製造獨木舟。“刳木爲舟”就是製造獨木舟的方法。用一根樹幹，除了要挖掉的地方外，其餘表面均塗上一層厚厚的溼泥巴，然後用火燒烤要挖掉的部分。沒有泥巴的地方木材被火燒成一層炭，這時再用石斧來砍，這樣火與石斧輪番使用，終於使獨木成舟，渾然一體。筏是先民用竹、木或牛羊皮編扎而成。竹木筏，就是把幾根木或竹捆紮在一起作水運工具。羊牛皮筏是把整張牛羊皮“縫革爲囊”，充入空氣，然後將若干個渾皮囊相拼，上架木排，再綁以小繩，成爲一個整體，即“皮筏”。獨木舟載量有限，難過險灘，後來很少使用，而筏取材容易，製造簡便，穩性好，裝載面積大，能穿急流過險灘，筏就成爲黃河上被人們使用最久的水上交通工具，在使用中不斷改進完善。

最早關於黃河小北幹流大規模航運的記載是春秋時期。《史記·秦本紀》記載，公元前647年冬季，晉國糧食連年不收，晉國向秦國“借糧”，秦國派槽船運載幾萬斛糧食，由秦都雍城（今陝西鳳翔南）出發，沿渭水而下再溯黃河，橫渡黃河以後再改山西汾河漕運北上，直達晉都絳城（今山西省新絳縣）。運糧的船從雍到絳，首尾相連，絡繹不絕（以船漕東轉，自雍相望至絳）。此事被命名“泛舟之役”。春秋黃河航運主要靠船，船最初由筏演變而來，至少在商代，黃河上已經利用船來進行水上運輸了，“泛舟之役”中的槽船已有運載百斛（萬升）物品的能力。

戰國時代的《禹貢》，記載了中國最早水道交通網，全書以相傳夏禹都城安邑（屬冀州，在山西夏縣西北）爲中心水路航運，渭水——黃河——汾水航線便是早期形成的黃河干、支流結爲一體的航運路線。

秦統一六國後，也在黃河小北幹流展開了大規模運輸。《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秦朝“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同時讓天下的人急運糧草，從黃、腄、琅邪靠海邊的郡縣出發，運送到北河去，大概花費三十鍾糧草能運到一石。北河即河套地區東、西流向的黃河，關東糧食車轉船運，通過運河或濟水進入黃河，逆黃河達禹門口下改作陸運，最後運抵北河一帶。這種長距離的水陸聯運，的確爲前代所無，路途運輸成本奇高。史學家常常以此當秦時暴政例子來講述。

黃河在西漢是重要的漕運通道。《史記·河渠書》記載，西漢武帝元朔年間（前128-前123年），河東太守番系用黃河小北幹流漕運糧食。以往漕運在經過三門峽砥柱時耗損很大，在河東郡的黃河東岸開渠引黃河水溉田，每年可收得穀物200萬石以上。這些穀物，沿黃河及渭水航道，船運至長安，以減少從關東漕運穀物的數量，大大減輕關東百姓的負擔。

黃河在東漢時漕運運輸方向發生重大變化。東漢以洛陽爲都，關中不從事農業的人口大爲減少。關中從糧食輸入變爲輸出。《後漢書·西羌傳》記載虞詡上疏，說到雍州（關中地區）之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東漢朔方郡轄境大致和秦代北河範圍相同，相當於今內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後套一帶。虞詡指出當時關中是爲北邊軍事服務的軍糧供應基地。這些軍糧利用黃河航道漕運至壺口瀑布附近，然後陸運至朔方郡一帶，供邊卒食用。同樣是通過黃河向北方轉運糧食，東漢做法卻得到史學家稱讚，只能說這是學者對秦朝強加“暴政”符號而已，秦朝在河套地區駐兵和運糧，抵禦遊牧民族南侵，維護中國統一和平局面，是積極意義遠大於消極意義的，不能以此作爲“暴秦”標籤。

東漢後，除了西晉短暫的統一中國外，中國進入了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時代，黃河上運輸也多爲軍事服務，持續時間短。隋朝統一中國，黃河上大規模漕運就開展開來，黃河漕運是沿汾水將汾、晉、絳等地的幾百萬擔漕糧，由汾入黃，由黃入渭，運到京師長安。如隋開皇三年（583年）大興漕運，在河東的蒲州（山西省永濟市）設置運米人丁，漕運河東及太原轉來的田賦租糧至京師長安。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繼續興辦漕運，在河東黃河邊把糧食裝船後，順流南下至渭水口，再溯渭水而上至於長安東渭橋倉。《唐會要·漕運》記述：“河渭之間，舟楫相繼”。

除糧食運輸以外，唐代黃河木材漂運興盛，黃河北幹流，從北到南，常年有木材運輸。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3年-756年），長安城營造用的材木，一般都是在黃河北幹流沿側的嵐州（今山西省嵐縣，西鄰黃河）和勝州（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西鄰黃河）一帶採伐購運運往長安，它們都是利用黃河北幹流漂流，到三河口再收攏轉入渭水，溯流西上，達於長安。當時在勝州設120名“轉運水手”，負責結成排筏，向下漂運木材。木材漂流可以散放，也可以結成排筏流放，對河道的要求很低，而能流放排筏的河道，不一定可以行船，如壺口至禹門口段，要跨越瀑布，且水流湍急，難以行船，排木卻能順利通行。嵐、勝二州除了向長安供應木材外，每年還要向蒲津橋（今陝西省大荔縣東）、太陽橋（今河南省三門峽市附近）兩座黃河上的舟橋，漂送一定數量的材木，用來修理、更換舟橋的腳船。

唐朝黃河運輸費用是很低的，在《唐六典》中記載着轉運租物時的運費，路運每馱一百斤，路程一百里，腳錢一百文。黃河運輸百斤百里，上水十六文，下水六文。黃河上水航運只相當於陸運的1/6，下水相當於陸運的1/16。因此只要能使用黃河運輸的地方，官府儘量採用水運物資。

唐末都城由長安遷至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黃河漕運又發生重大變化，來自山西汾河谷地糧食過黃河，再不轉渭河西運。而運至三門峽，轉陸運，再轉黃河運至汴京。北宋仁宗時期，西夏不斷攻擾陝西邊境，陝西沿邊常駐重兵防守，軍糧供應多來自汾河谷地和關中，通過黃河小北幹流水運陸轉，送抵延州、府州等邊地。黃河上漕運與邊防守備密切相關，沒有黃河上漕運，北宋就難以在陝北守備，就不能和西夏維持長時間和平的局面。

金國佔據北方後，延續着北宋時期從陝西、山西運送糧食到中原傳統，《金史·河渠志》記載：定國節度使李復造舟船運陝西糧食，自大慶關（今陝西大荔縣東，黃河西岸）沿黃河順流而下，直抵湖城（在河南靈寶縣西）。除軍糧運輸外，金政權移都汴京（時稱南京）後，宮殿、城市建築用材，很大一部分來自黃河北幹流沿側。《金史·鄭建充傳》記載：“是時營建南京（汴京）宮室，大發河東（今山西）、陝西材木，浮河而下”。

明代沿長城一帶陝北駐軍的糧食供應，多來自山西、河南，很大程度依靠黃河漕運，但規模有限。清代黃河小北幹流槽運發展達到頂峯。那時，黃河航運可以說是南來北往，絡繹不絕，形成一幅繁華熱鬧、船來舟往、人聲鼎沸的繁榮局面。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親巡西安府，路過晉、豫，看到汾、渭兩河直與黃河相通，而河南府（洛陽）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第二年康熙下旨，讓截留漕糧，積儲備用。若山、陝需糧，即可修造船隻，由黃河挽運。接到命令後，陝西巡撫鄂海，就專門考察了黃河，以及渭河、汾河運道。黃、渭、汾航道得到相應的治理。鄂海還針對當時陝晉商旅一般寧舍水路而走陸路這一問題，說這主要是因爲當時陝西所造船隻是方頭平底，無舵無篷，而水手又不善於操舟，延誤運送時間所致。因此，他建議在江南僱人造船，練好水手，造出有舵、有篷、適合當地水性的船隻，並令本地無論商人、百姓均仿此製造，練習操作。黃河小北幹流運輸大爲改善，大宗運輸接踵而來。

康熙四十二年之後，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陝西發生饑荒，曾挽運豫糧10萬石，運至潼關三河口，分發至黃河、渭河、北洛河沿河各地倉敖，以賑濟饑民。清代黃河上大宗運輸除了糧食，還有食鹽、煤炭、木材。陝西主要食用晉南的解鹽外，還有陝北、寧夏、內蒙古的池鹽等。它們每年通過黃河運輸量非常大，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起，沿黃河內運的鹽，每年500船，載1400萬斤。煤炭運輸也是大宗，乾隆時所修《同州府志》記載當時陝西水上煤炭運輸情況說：“石炭，龍門內上峪口皆有，荒山絕壑，穿穴以出，負擔驢騾，絡繹於道。每歲十一月，舸艓連尾上下，浮於河，由韓而郃、而同、華，載以易粟，歲以爲常”。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應奎撰《韓城志》記載：龍門煤炭“每數十百艘連尾上下，自渭達於長安、盩厔、鄠以西，載以易粟”，煤運相當興盛。清康熙四年（1665年），陝西巡撫賈漢復豁免了韓城縣的沿河津渡炭船稅，鼓勵航運事業的發展。

從晉販賣至關中的生活、生產用品運輸也基本依靠黃河。光緒《平遙縣誌·雜錄》記載：“晉之炭、鐵、棗、酒及諸土產之物，車推舟載，日販於秦”。光緒《鄠（戶）縣鄉土志》也說：“鐵貨，如鐵釘，鐵銷之類，除自制外，由山西澤州、潞安等府，水運至河口（三河口），由河口陸運至戶，每年共銷六七萬件。鐵鏵由山西河津樊村鎮水運至咸陽，由咸陽至戶，每年共銷十萬餘葉。鐵鍋由山西水運來，每年約銷五百口”。戶縣很多土特產品也通過渭、黃、汾水路運往山西省，如烏藥（年銷五六十萬斤）、藕粉（年銷20萬包，每包14兩），松柏枋板（年銷七八百副）。光緒《華州鄉土志》載：“其輸入品則煤鐵之舟，泛於河、渭，來自山西”。此類記載遍佈關中各地縣誌記載。這些充分體現了黃河小北幹流運輸的重要性。

民國成立後，黃河航運管理分散於陝、晉、豫三省，管理雜亂無序。直到黃河水利委員會（簡稱黃委）成立，黃河航運管理才走向正軌。李儀祉先生是首任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委員長，李儀祉在黃委創辦的《黃河水利月利》中，對黃河航運寫了多篇文章，強調了航運便利性。李儀祉說，陝北之皮毛，神木之鹽，延長之石油，晉省之棉花，韓城之煤，都是黃河沿岸的物產，但苦於運輸成本高昂，難以遠銷，應以黃河航運爲根本，使得它們得以外銷。

西安省城煤價奇昂，即轉運不便之故。在李儀祉先生倡導下，陝西省組織從韓城禹門口以下，利用民船運煤，水程280裏，三、四日達於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至西安省城以北30裏的草灘鎮。溯渭河而上時，三船一運，裝煤二三十萬斤，極大緩解了西安城缺煤之苦。有人會問，爲何蒲城、白水、銅川都有煤，西安爲何不多用，而多用韓城煤？因此上三地，轉運困難，運輸成本奇高，韓城從黃河水運到西安每噸煤售價3。77元，而從蒲城運煤到渭河邊，陸運每噸運費就高達4元多。後來爲了方便運輸，從白水到渭南渭河邊修建一條輕便鐵路，才使得運輸成本大爲降低。

黃河航運佔據着關中內河首位，據上世紀30年代陝西省渭、黃、洛三河航運總量統計，某年通過對棉花、水煙、藥材、牛皮、牛毛、茶、鹽、煤、炭、煤油、布、鐵、柿餅、食糧、雜貨、京貨、麪粉、麥、麻等19種物品調查，渭河運輸爲5260噸，黃河運輸爲34784噸，洛河運輸爲3910噸。黃河運輸量是渭河的6倍。

新中國成立後，黃河小北幹流船運發展很快，建國初期，在潼關至禹門口一段黃河經營航運還是很繁忙的。合陽縣百良鎮岔峪村74歲老人雷昌乾回憶說，他小時候黃河南北通行的船是很多的，每天都可以看到。主要運送韓城的煤和木材，還有秋、冬、春季節，將韓城、合陽的一部分農產品，經由潼關船運至渭南交有關部門收購，然後轉運西安。下水船都是裝的滿滿的，上水船基本都是空船，逆水而上由縴夫拖曳上行。雷昌乾回憶，十數名或數十名船伕拽着纖繩，四肢着地，纖繩壓筋勒骨，蹣跚而行。落灘是指大貨船遇到淺灘擱置不能行動。船臥灘後，無論天氣冷暖，船伕與縴夫們均要下水把沙石挖開，開闢航路。就算寒冬雪後，縴夫也要下水赤足拖拉，十分辛苦。

1962年關中內河航運管理處改爲關中航運公司後，根據三門峽水庫設想的發展藍圖，曾計劃在潼關至韓城間開闢機船航運，並進行試航，由於黃河泥沙含量劇增，大量泥沙沉積於河牀，使水路交通通往困難。試航未獲成功，加上公路、鐵路運輸的發展，黃河小北幹流段航運不但沒有擴大，反而變成停滯。1985年，恢復了韓城、合陽、大荔、潼關四縣境內的航運碼頭，並對禹門口—潼關間的黃河航道治理進行了可行性論證。同時，建立了潼關黃河造船廠，試製適應黃河小北幹流特點的超淺機駁船和鋼質機動船，但均未獲得多少成功，黃河小北幹流航運仍然處於基本停擺狀況。

時光荏苒，如今隨着四通八達的公路、鐵路、航空等運輸業的發展加上黃河自身原因，使得如今黃河航運成爲了歷史。但古老的黃河航運無疑在陝西乃至全國的航運史上佔據重要地位，並將銘刻在歷史和時光的巨輪上，昭著豐碑。